11月17日，人民银行、银监会、证监会、保监会、外汇局出台《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，意见稿长达10000字，分29条，信息量可谓巨大。
事实上，这一出台意见稿，堪称史上最严的资产管理意见。它的出台，既意味着金融业吃着火锅唱着歌的时代，已经一去不复返，更意味着资产管理将结束规模大跃进时代，步入质量提升“新时代”。
本源
为什么要对资管业务进行规范？
简单来说，两个维度：一是行业规模巨大，对我国经济发展举足轻重；二是行业发展不规范，呼唤更全更严的监管措施。
自2004年推出首只银行理财产品以来，我国的资产管理行业就迈入了高速发展阶段。“大资管时代”下，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保险等多种理财产品喷涌，截止2016年底资产管理行业规模达到102万亿。102万亿是什么概念？同年年底，我国的GDP水平是74.4万亿，远不及资管行业规模。
但是，行业规模狂飙突进背后，往往是概念不明、业务发展不规范、监管标准不一的现象，极易引发监管套利、资金池、刚性兑付等问题，为行业监管和调控带来重大风险隐患。
比如，在到底什么是“资产管理”上，业内此前就难以形成一个准确的概念。朴素意义上理解，无非就是金融机构为委托人代为管理资产（包括投资和管理），然后收取一定的管理费。但是委托人和受托人范围有哪些？这其中的风险怎么控制？管理费怎么收？会不会引发一些投机行为？
这一次，《指导意见》真正回归了行业“受人之托，代客理财”的本质，第一次明确规定了，资管是指“银行、信托、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保险资管机构等接受投资者委托，对受托的投资者财产进行投资和管理的金融服务，金融机构为委托人利益履行勤勉尽责义务并收取相应的管理费用，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。”
过去几年，由于对资管的范围定义不明确，不少金融机构就“误入歧途”，利用资管做掩护，从事一些高杠杆、非法交易行为，偏离了资产管理的本质，资产管理能力也没有建立很好地起来。
这一定义首次明确了监管主体的范围，无疑是在贯彻“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”的精神，实现穿透式监管。
刚性兑付
值得关注的另一点，是定义中提到的“委托人自担投资风险并获得收益”。这无疑是在针对，长期以来，资管行业发展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——刚性兑付问题。
什么是刚性兑付？简单来说，就是金融机构对投资人承诺保本保收益，出现兑付困难时，金融机构要“兜底”、垫付资金，这也是过去行业的通行规则。
听起来对投资者是一件好事，但这会出现什么问题呢？一旦金融机构资金池出现问题，无法垫付，就会出现非常严重的群体性事件。由此引发，理财、投资一出事，就找政府闹事的现象。这不仅扰乱市场纪律，加剧道德风险，更会牵扯大量的行政和社会成本。
事实上，对于投资者来说，既然是金融投资，势必要承担一定的风险。中国的金融市场要更开放和规范，就必须教育投资者，使之拥有更加科学的投资观。打破刚性兑付早已是金融业的普遍共识。
这次，《指导意见》就花了重要篇幅讲了打破刚性兑付监管要求。
一方面，提出金融机构对资产管理产品应当实行净值化管理。怎么理解呢？就是不再给理财产品定预期收益率，也不保证客户的收益，而是像基金那样按净值申购、赎回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投资者年初买的净值1.05的产品，年底可能变为1.02，他需要自己承担损失。说白了，就是打破刚性兑付的另一种说法。
另一方面对刚性兑付行为进行界定，并加强惩处。从法律、制度上规范，并设定惩罚措施，无疑显示了监管机构的决心。
去杠杆、资金池
杠杆问题，一直是金融监管的重中之重。
在中国，去杠杆，还是中央提出的“三去一降一补”五大任务下的重要一环。无论是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、楼市的房价泡沫，还是传统去产能行业的过高负债率，无疑都是高杠杆的“锅”。
央行行长周小川也曾专门强调，宏观层面的金融高杠杆率和流动性风险问题。他说，“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。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，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。”
那么，这一次《指导意见》是怎么去杠杆的呢？对所有杠杆的类型和内容进行了明确的定义，相当于一个“负面清单”。等于是告诉各个金融机构，以后这些清单里的事就别干了，否则，法律可不是吃素的。
内容太多，就举个例子。比如，其中提到了一种“投资人举债购买产品、或将持有的产品再次质押融资的加杠杆行为”，是要坚决打击的。
这是什么意思呢？打个比方。很多银行都会发放各类贷款，借贷人可能会在二十年、三十年之内还完。这本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，但问题是二十年、三十年对银行来说太久了啊，手上没现金流怎么投资呢？于是，他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把所有这些应收的贷款打包，做成基金或者其他理财产品，卖给其他投行或者投资人，这样就能拿到现金进行下一轮投资项目了。
可能很多人要问，应收款也能质押吗？听起来很不可思议，但在金融界这还蛮常见的。甚至于，接手的第二家投行会继续把这个产品再进度打包，传给另一个下家，如此多轮，最终流向终消费市场的个人投资者。
这个过程中，你会发现，每一项产品的再打包，都是在加杠杆，每一家金融机构都会“雁过拔毛”，而最终的风险和代价却需要投资者们承担。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尽管制造了超高的流水和业绩，却于实体经济毫无裨益，甚至极其容易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。
诸如此类的多层嵌套等，无疑都是要严厉打击的对象。
除此之外，《指导意见》还明确提到了广为诟病的资金池业务。思及此，像2015年盛行的P2P集资恶性事件、共享单车押金退还难、各类旁氏骗局，估计要无所遁形了吧。
统筹
从内容层面解决了金融的监管问题，我们再来谈谈技术上的实施问题。
事实上，大家可能已经发现，这一次的《指导意见》，从始至终都贯彻了一个“金融大监管”的理念。这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概念，甚至已经被行业讨论很久，但这次《指导意见》的出台，对其依然具有很强的节点意义。
联系到此前几场重要的会议：
今年7月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举行。除了明确了金融监管的方向和底线，更明确提出“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，加强功能监管，更加重视行为监管”。
10月18日，十九大报告中，习近平提到了“健全金融监管体系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”。
而本月国务院金融稳定会第一次会议，则是提出了金融监管的“统筹、协调”——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，协调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相关事项，统筹协调金融监管重大事项，协调金融政策与相关财政政策、产业政策等。
毫无疑问，在一个资管规模已经超过国家GDP规模的形势下，统筹、协调管理对于金融监管至关重要。
但此前我国的监管状态是怎样的呢？周小川曾直言“铁路警察，各管一段”。也就是说，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职能不清晰，在监管真空下，一些金融活动游离在金融监管之外。同时，统计数据和基础设施尚未集中统一，加大了系统性风险研判难度。
此外，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和国务院金融稳定会议都曾提出：当前的金融风险是经济金融周期性因素、结构性因素和体制性因素叠加共振的后果。
这一切，无疑都对监管机构的协调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呼唤一个具有更高站位、更广视角、更强调和能力的监管机构。
中国的金融监管，已经迈入大监管的新时代。
